闵元忠距离较远时便看到有不少车辆往府城方向前行，多半是独轮小车，几十辆车四周跟着一些里甲保正模样的人跟随，大量的车队之侧数里外有几十人骑着马远远巡看，这些骑马的明显是山东过来的客兵，多半穿泡钉绵甲头戴铁盔，手持骑枪或长刀，武器均取出提在手中或是横在膝前，或三五成群聚集一处，或十几骑散开驱赶过路的百姓，甚至策马驱骑冲散过路行人，待看到行人狼狈不堪躲避之时，这些骑兵便哈哈大笑，骄狂之态尽显无余。
客兵驻淮安时间尚不久，但这些从临清过来的山东客兵已经名声极坏，除了催粮征饷逼死不少人命之外，公然抢掠之事也时有发生，大白天尚且如此，半夜偷鸡摸狗抢掠民宅，或是强奸妇人之时时有耳闻。原本淮安府算太平地界，漕运中心尚算富足，不似徐州睢宁等处曾经遭遇兵火，山中群盗聚集，加上近山东地界有不少响马为患，盗匪多如牛毛，淮安这里总体尚属太平，客兵大量到来之后，严重加重了地方负担之余，也使得治安急转而下，人人均恨客兵入骨。
闵元忠知道近来客兵放缓了打粮的频率，也并没有扩大范围，最少在卫所军户附近并未见到下乡征粮的客兵队伍。
主要原因并非刘泽清和麾下将领天良发作，而是考虑到再过两个多月便是夏收，那时候打粮比现在收获要多的多，此时正是春荒时，哪怕逼死人命亦不能多得粮，不如稍缓两月再行征粮的好。
而且客兵征粮至今，抢掠了若干富户，得粮好几十万石，得银亦超过十万，刘泽清部在淮安这边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壮大不少，令刘泽清有了长期盘踞，认真经营两淮地方以为地盘的考虑和打算。
相比较战乱不止的山东与河南，两淮就是不及江南，也是比山东河南要富裕的多了。
闵元忠随着粮队一并进入望云门，一进城门便是感觉无比繁华，络绎不绝的人群往城中涌入，街道上招牌幌子林立商行店铺一眼看不到边，大量的车马停靠在街道两侧，等着货物装车启运
从纸张铺香烛铺到杂货铺，布店，丝行，帽子铺，成衣铺子，鞋铺，还有古玩，茶铺，酒楼，客栈，还有当铺，钱庄，银号林林总总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从最便宜不值钱的竹编，到打造精巧的金银首饰铺子，所谓五行八作，也就是车船店脚牙这五行，八作便是金银铜铁锡木瓦石，这样分虽未必能把这长街上几百个铺子都分的清楚比如成衣裁缝和帽子铺就有好多家，各有专攻，纸行铺子也是侧重不同，还有瓷器分为各个窑口，布匹分类好几十种，除了最顶尖的大铺子外，一般侧重贩卖的也就是几种，布店瓷器生丝茶叶林林总总，包括各种服务业，比如脚行车店客栈之类，整个西大街长二里许，各种店铺几乎是一间接着一间，密密麻麻，要是头一次过来的没甚见识的外乡人，怕是到此之后良久都移不开眼睛！
江北其实就是二府，此时的淮安府是后世部份徐州，整个宿迁和连云港，再加整个盐城市和部份扬州，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商业之发达，后人难以想象。再加上是漕运中心，还是大明工部设立的最大的漕船造船基地，南北通衢贸易中心加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一定地位，此时的淮安府堪称重镇，比诸后世完全不同。
而眼前的西长街最多的商行，自然还是盐行。
盐行的铺面反而不大，多半就是三开间的平房当门面，不似有些大商行用五开门上下的楼房当成铺面，幌子挂起老高，隔几里路都看的到。
到崇祯年间，私盐泛滥后很多盐商开始暗中与私盐贩子勾结，大量购入和销出私盐，若全按朝廷规矩，不仅购入盐时需要盐引，出售官盐也需要在官府规定的城市之中贸易，最少也得是县城，集镇和乡村的百姓要买盐就得进城，实在劳民伤财。
眼前的盐行，普遍是低调内敛，但所有人均是知道盐商才是府城中最为富有之人。
闵元忠牵着骡子走到朱家商行前的拴马石前，将自己骡子小心系好了，然后风尘仆仆的走向店铺之内。
这一次打前站的差使，其实是来自闵元启的处罚。
闵元忠负责看守百户村落，三个箭楼和移动哨归他管，结果不经通传直接放了闵乾德和王三益等人进来，虽然并非放外人进盐池，亦属失职，闵元启当面未说，其后便是扣了闵元忠三天的口粮，并且将这个打前站的差事交了给他，亦是处罚的一种。
闵元忠对此颇觉苦闷，但不论是亲族关系，或是现在闵元启的权威，还有未来可期的好日子就在眼前，这一切均使他无法抵抗来自闵元启的处罚，只能老老实实的骑骡赶路。
好在旅途一切顺利，闵元忠轻轻吁了口气，快步走入店铺之中。
穿着胖袄戴着范阳笠，赶路赶的一脸黑灰的闵元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注意。
商行之中，朱任重与长子朱万春，次子朱万和正坐在柜台之后说话。
三人俱愁眉不展，朱万和小声抱怨道：“我以为曹州刘就是征粮养兵，现在看他不占扬州也想占着淮安，地方钱粮怕不足养兵，还要将手伸到盐业上去。”
朱万春道：“他要招抚杨世礼，无非就是一则要掌握灶户，二来掌握私盐渠道，获得销路，现在看来杨世礼还没有同意曹州刘的条件，显然也是未将游击将军或参将的官职看在眼里。这也并不奇怪，杨世礼好歹有千多部下，一年最少出盐过二千万斤以上，一年净利十余万两，我朱家世代盐商二百余年，积累家财不过几十万，杨世礼再做几年盐枭家资就在我朱家之上，他才不愿戴着官帽将资产献出来给人。”
朱任重一直心事重重坐着，这时才点头道：“老大见事明白，把曹州刘和杨世礼等人的心思都摸的不差。不过就算杨世礼不肯当这个官，他好歹也要拿出地盘和好处来与曹州刘分润，说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却是得看这强龙和地头蛇比起来到底相差多少，杨世礼扛不过，现在曹州刘控制的灶户越来越多，各家商行都得将自己的灶户拿出一部份，售盐的渠道也分出一部份给客兵，这样他一年最少能弄十几二十万两银，加上田赋正项收入，养这几万客兵是绰绰有余了。”
朱任重停了停，叹口气道：“也怪不得曹州刘这样的不听皇命，皇帝不差饿兵，咱们大明穷的底掉，这些掌兵的却是可以在民间随意搜刮养兵，谁还听朝廷的？真是怪事，天大的怪事！”
正如朱任重所言，大明此时的财政已经是完全破产，崇祯年间的财赋收入有波折曲线，总体上是一直持下降状态。
说来奇怪，除了崇祯元年有意降低一些赋税之外，大半时间崇祯朝也是走在加征和加收的道路上，但由于控制力的持续下降，越是加收就越是减收，从杂项收入到田赋正项，年收入年年锐减，很多税赋根本收不上来，加征的辽饷练饷剿饷加起来，赋税收入仍然不足以养兵。到崇祯十七年，财政已经破产多年，可怜的皇帝除了用光了自己的内帑之外，连宫中的器物都拿出来当了不少，此外崇祯七年前后就确定了皇陵修筑地点，下来十年了皇帝都没有钱给自己修陵，这在大明历代皇帝中也是头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象崇祯这种在位十几年的皇帝，皇陵应该早就修好，并且维修多次了。
这使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后都无帝陵安身，皇帝尸体先被放在门板上抬到宫门外，勋臣太监并百官不敢上前叩首祭祀，只有襄城伯一人上前叩拜，其后崇祯帝与周后一起放在柳木棺里，涮上红漆后李自成决定将帝后二人送到修好的田贵妃陵安葬，着顺天府解决此事。
顺天府和昌平县均无钱粮，库中一穷二白，从当时的各种记录上来看真是凄惨之至，国家首府没钱，皇陵所在县没有钱粮，国库无钱，最后的记录是四月上旬前后，由顺天府倡导，若干百姓凑了几百两银，办了简陋的灵棚，修了陵墙，各家多则几十两，少则数两，甚至几十钱，凑起来银钱把帝后安葬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顺天府官李票为开田贵妃墓室一事，责令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
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可是，因为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紧迫，时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赵一桂，只好与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商议，带上工房人员冯朝锦入京禀报顺天府。经再三请示，府官始朱批：“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
赵一桂回州后，随即组织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钱共三百五十千约合银二百三十三两。其中，刘汝朴六十千，王汝朴五十千，白绅三十千，邓科五十千，徐魁三十千，李某二十千，赵永健二十千，刘应元二十千，杨道二十千，王政行二十千。
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就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
其中，雇夫头杨包揽开挖、掩埋隧道，用银二百两；搭盖薄棚三间、小棚两间，用银四两五钱；从纸铺买纸用银一两八钱；从猪户买猪用银四两五钱；从羊户买汤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从攒盒铺买素供二桌，用银一两；从饭铺买面及大米饭，用银一两；犒赏夫役，用银二两四钱；打造开启玄宫石门用的拐钉钥匙及石匠开门，用银五钱；伺候送柩员役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细连绳用银四钱；木匠工价用银四钱；打扫灵棚人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来人饭钱用银一两一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