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很快就赶来了中国，来到了桂城，他之所以来得这么快，也是因为在日本国内，他的公司情况越来越不好了，他投资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持续下跌，看不到上涨的迹象，他的公司赚取的利润基本上都填窟窿了。
而现在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他们的订单也在大幅减少，他们也就越来越依赖来自中国的订单。
如果是以前他们情况好的时候，红星机械厂的这种订单根本算不上什么，不需要他亲自处理，可是现在，这样的订单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大单子了，为了这个单子，他也不得不亲自赶来中国处理了。
社长还是很清楚公司现在的境地的，他知道，现在跟红星机械厂方面强硬对抗的话，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最后闹僵了，只能把钱退给红星机械厂，把设备运回日本的话，那是他们不能承受的，红星机械厂前期付的款子已经被他们用完了，根本付不出来，更别说运回日本的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要是真惹恼了红星厂方面，他们把这次的行贿丑闻对日本媒体捅出来，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绝对会像苍蝇一样围上来，到那时候，就是他们的死期到了，这个公司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是社长从他的父亲手里传承下来的企业，社长不能让它毁在自己的手里。
于是，社长摆出低姿态，和副社长一起再次拜访了龚景天，这一次，红星厂方面接待他们的还是龚景天和耿成刚两个人。
社长首先命令副社长向龚景天道歉，因为他第一次拜访龚景天时的无礼态度。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龚景天自然也接受了伊藤副社长的道歉，这一次的洽谈也就有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氛围。
接下来，就进入正题了，社长询问红星厂方面为什么不履行合同了，龚景天自然说是张国庆因为受贿才签下的这份合同，合同总价太过离谱，他们实在无法承受。
龚景天还向社长透露了一些信息，红星已经是个资不抵债的企业，随时可能破产，现在工人工资都是靠贷款来维持，急需用钱，所以希望日方把前期红星厂支付的那笔钱还回来，再尽快把这批设备运走。
社长暗暗心惊，他问龚景天有没有其它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龚景天说张国庆已经被检察院带走，就是因为合同的事情，因此合同继续履行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也想被检察院带走，但是也不是没有其它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重新商讨合同，签订一份对双方来说都很合理的合同，这样，他能够向上级交待，日本方面也有合理的利润，这样谁都不亏。
龚景天的话等于是堵死了其它任何可能性，只给出了两条路让日方企业走，这两条路都不是他们愿意走的。
社长说需要时间考虑一下，龚景天表示理解，社长和副社长商量良久，最终只能决定重新商讨合同细节，谁让他们已经把设备都运到红星厂了呢？这是把刀把子递到别人手上了啊！
龚景天欣然同意，于是，双方正式进入了谈判阶段，这一次，红星厂的新领导班子都参加了谈判。
第一天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日方对中方提出的价值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的合同总价反应激烈，认为这个价格太离谱了，已经低于他们的成本价了，中方笑嘻嘻的表示，这是中国人的习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现在谈不拢就慢慢谈，到谈拢为止。
总之，中方一副不着急的样子，日方这几年跟中国企业打交道也不少，他们知道，中国国企的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企业的效益跟他们的前途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哪怕企业破产，他们也可以拍拍屁股走路，去别的地方当官，因此，他们这种不急不忙的表现日方一点儿也不奇怪，谈不成他们也没损失嘛，可是对日方来说，就拖不起了。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日方就开始主动大幅让步了，他们直接把原合同七千多万人民币的合同总价砍了一半，开价三千多万，可是这个价格显然也还没到中方的心理预期，经过一天的艰苦谈判，日方已经松口到两千五百万了，可是中方还是不答应。
到了第三天，中方突然提出了一个新条件，说两千五百万也不是不行，哪怕三千万都可以，但是需要日方向中方转让一些技术，他们开出的一张清单上，都是这家日方企业比较先进的一些技术，这让社长愤怒了，他直接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中方代表耿成刚笑嘻嘻的说，那就继续慢慢谈，要么一千五百万，要么把设备拉走。
社长虽然身在中国，可是心系日本，他每天都关注日本国内的楼市和股市，第四天，当他看到日本的楼市和股市再次下跌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了，他答应了中方的要求，答应转让这些技术给中方，但是他要求把合同总价定在三千五百万人民币，而且要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将全部款项付给他们。
红星厂的谈判代表们对视了一眼，他们心里都乐开了花，能够达成这样的协议，对中方来说绝对是赚大了，设备还在其次，那张清单上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好东西，直接可以让红星机械厂的技术水平跃居全国前列，哪怕在国际上也有竞争力了。
当然，合同也没有这么容易就定下来，中方还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一项是，日方企业员工荒木正雄在中国强暴一名中国妇女，希望日方派代表向该名中国妇女的家人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
这一条要求也遭到了日方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强暴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是中方马上就拿出了诸多证据，证明荒木正雄确实有强暴行为。
日方哑口无言，事实上，他们也知道荒木正雄的德性，从其他工人口中他们也早就得知了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