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铁骑哥听了，有些勉为其难地从衣襟里摸出一块黑色令牌递给我，说：“赵将军曾下令，此令牌不得随意转借，如有转借或遗失，按军令处置。望大人一定要妥善保管，办完事后立即还给我，千万不能丢失，要不然我小命休矣。”
我接过令牌，只见令牌顶端有一行数字“五千七百八一”，中间只有四个字“通行令牌”，令牌下方是郑显的年号。
这个郑显真是的，发行了那么多通行令牌，竟然不给我一个，真是过分！
我心里暗暗吐槽着，又问另一个铁骑要到了一个令牌，然后连同我那个金灿灿的令牌一起递给张三。
张三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的令牌，这个虽然不是身份铭牌，但却比身份铭牌更有份量，谁见了都得跪下来向我行礼，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赵大人”。
张三有些惶恐地接过我的令牌，说：“二少爷，你这块令牌我拿在手上觉得有些烫手啊。”
我没好气地说：“赶紧走吧，要不然天黑了路不好走。”
张三将所有令牌放进衣襟里，然后走到门后，抱起坛子飞快地走了出去。
他们的马都放在山上的那个山洞里，那个山洞很大，用来放马正合适。
张三走后，我将范春来和他带来的三个大夫还有两位太医召集在一起，开始教他们练扎针。
扎针不难，他们几个学了几次就学会了，但要熟练不容易，我于是叫他们用萝卜来练习扎针，这几个人也乖乖的一个人拿了一个萝卜，认认真真地学起扎针。
我去看了那剩下的十二头牛，有好几头已长出了脓胞，剩下的几头也有了症状，但脓胞还没长出来，最迟明天应该就会长出来了。
我看范春来他们几个练习扎针练得差不多后，让他们戴上口罩和手套，穿上衣罩，到牛棚里教他们用针筒采集牛脓胞液。
这几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大夫，虽然抽取脓液有些恶心，但还是很敬业的跟着我身后学我用针筒抽取脓液。
这些牛脓胞液都存放在一个经过高漫消毒的竹筒里，以防二次污染。
当晚，我就给自己注射了牛脓胞液。
这些脓胞液没有经过稀释，更没有经过净化处理，我也不知道该用量多少，就这样估摸用量注射在我的手臂上。注射后，手臂上很快就鼓起一个包，这个包又红又肿，又痒又痛，但不能用手抓，更不能上药，待它破皮、结痂后，就说明种痘成功了。
这个过程五位大夫全程在观看，他们终于明白“打疫苗”是怎么的一回事，怎么样才能算是成功种痘。
待他们都学会后，以后就由他们去传授给更多的大夫，要不然我一个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应付不了全国性的疫情爆发。
注射后，我当晚就有了反应，低热，头痛，骨头酸痛，但不是很严重。我把这些反应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到时我会将这些记录交给范春来他们，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有据可查。
第二天，我并没有出现高热，甚至在晚饭后，所有的症状已消失，手臂上的针口也成功结出一个痂，说明我种痘成功了。
这种疫苗有毒性，而且还有很多其它不稳定的因素，但在古代，这是治疗天花最好的办法，就算有人因为注射疫苗过敏出现死亡的情况，这种方法也要全面推广开去，毕竟少数人的性命远远没有大部份人的性命重要。